■ 生活垃圾焚烧系统及社会成本核算边界 数据来源/宋国军等 制图/YOUNG财经
上述产生的三类成本中，政府补贴将由国家或地方财政承担，收集转运费用将由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承担，健康损失则最终会通过医保转嫁至医保基金。
宋国君对YOUNG财经表示，发表报告后，他没有继续测算后续的垃圾处理成本。所以本文以宋国君测算北京2015年焚烧成本、填埋成本的方式，推算2020年外卖垃圾的无害化处理成本。
按段华波团队数据折算2020年外卖垃圾96.1万吨计算，则有62.465万吨被焚烧，33.635万吨被填埋。焚烧将产生9.3亿元的政府补贴、收集转运费用，4.77亿元的健康损失费用，填埋将产生5.45亿元的收集转运处理费用。这意味着最终将有14.75亿元的成本由地方财政或国家财政承担，若是算上健康损失，则为19.52亿元。
按温宗国团队估算的2020年塑料垃圾160万吨计算，则有104万吨被焚烧，56万吨被填埋。焚烧将产生15.49亿元的的政府补贴、收集转运费用，7.95亿元的健康损失；填埋将产生9.08亿元的收集转运处理费用。这意味着2020年有24.57亿元的社会成本由地方财政或国家财政承担，算上健康损失，共为32.52亿元。
2020年美团公布其净利润为31.2亿元，饿了么并未公布相关数据。
事实上，上述计算成本与实际成本存在较大的差距，一方面物价上涨，另一方面则是宋国君仅计算只有三座焚烧厂工作时的社会成本，现如今大多数城市的焚烧厂的数量都超过三座，造成的社会影响会大幅增加。宋国君曾在2017年发布过一份《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社会成本评估报告》，引发了不小的争议，称在11座焚烧厂运行的情况下，2018年北京垃圾的焚烧社会成本将会达到6250元/吨。
除此之外，上述成本还未包括因建造焚烧厂而导致周边房价下跌的损失，多数居民反对建设焚烧厂的原因中，都包含了害怕影响房价一条。
除碳排放及垃圾清运过程中造成的社会成本，根据温宗国上述论文，外卖包装在全生命周期造成的污染还包括废弃阶段填埋造成的渗滤液，生产阶段中排放水污染物和大气污染物可能导致水体富营养化、诱发酸雨，这些最终都会造成社会成本的损失。
此外，配送过程造成的电动车废弃电池也会带来土壤和水体污染。根据温宗国论文，每份订单的配送路程平均约为2公里，以2020年171.2亿单计算，则2020年骑手的配送里程为342.4亿公里。假设全部采用电动车配送，根据中国自行车协会2021年发起的《外卖专用车第1部分：外卖电动自行车》（征求意见稿），外卖电动车报废的标准是10万公里，则2020年共报废34.24万辆电动车或电瓶，这些电瓶将会有一部分被丢弃在环境当中，对土壤与水造成难以修复的污染。
塑料本身也会对人的健康产生威胁。周雅对YOUNG财经表示，外卖垃圾对人健康的伤害，很大一部分难以量化，“包装垃圾废弃之后的污染是最受关注的，这些塑料可能会在环境中泄露，进入水体或者说海洋里，人最终又通过食物链将这些塑料摄入体内，这个影响很大，但是整个过程又会受其他的因素影响，很难将其他因素都规避掉，单单计算外卖包装的影响。”
外卖垃圾中较轻的成分，如塑料袋，可能泄露到环境，继而随着水体排放到海洋中。其对于海洋的影响，亦难以准确计算。世界自然基金会曾发布报告，称2019年共生产2.576亿吨的废塑料，将会在其生命周期对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产生3.142万亿美金的成本，这意味着每吨废塑料将会对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产生约1.2万美金的成本。但外卖垃圾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我们仍然难以量化。
根据本文的两个计算结果，2020年外卖垃圾的部分社会成本高达19.52亿元或32.52亿元。按照业内公认的谁污染谁负担的原则，这部分社会成本应该由消费者，外卖平台，商家共同承担，但现实与这一原则仍存在较大差距。
1）外卖平台和商家浅尝辄止
商家的环保措施往往与外卖平台息息相关，外卖平台的环保措施都需要通过商家来实现。2017年8月31日，美团发起青山计划；2017年9月6日，饿了么发起“蓝色星球计划”，以下将列出美团与饿了么部分工作。
美团方面，2017 年 9 月，美团外卖设立“青山计划专项基金”，先期投入 300 万资金。截至 2020 年 8 月，青山公益行动共捐出善款 1400 万元；截至2021年8月，青山计划累计投放超过3000万个全生物降解包装袋，超过100万个纸质餐盒，超过1万支全生物降解吸管。
饿了么参加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本次亚太区域食品安全会议在线研讨会时，公布了蓝色星球计划的部分成绩：截止至2020年7月底，饿了么联合回收平台一共回收了外卖塑料390公斤，减少的碳排放约为585公斤。2021年6月，饿了么宣布启动碳中和项目时，称截至2021年3月底，饿了么累计已送出无需餐具订单近6.5亿单。
数字永远是最诚实的。两大外卖平台展示的数据，与外卖产业所产生的外卖垃圾相比，微乎其微。
除了所做实质性帮助不多，摆脱塑缚相关负责人还观察到，外卖平台正推广无纺布包装袋代替塑料袋，但根据英国环境署所发布的报告，无纺布的碳排放，是普通PP塑料袋的11倍，这意味着同一个无纺布，需要重复使用11次，才能够真正达到减碳的效果。但通常，无纺布与塑料袋一样，仅使用一次。这意味着，推广无纺布，反而增加了污染。
2）消费者为外卖餐盒垃圾承担了部分社会成本
事实上，按照谁污染谁负担原则，由于消费者是排放主体，也就成了外卖垃圾污染的第一责任人，这意味着消费者需要为外卖包装付出足够的垃圾处理成本。
那消费者为外卖包装付出了多少呢？
YOUNG财经作者在两个外卖平台选取温宗国团队论文所选取的8个城市（襄阳、烟台、重庆、成都、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定位在以“环保”字样搜索到的第一个建筑物，共选取了240家店铺，以价格达到起送价、商家套餐为点餐原则，统计得240家店铺的包装费为463.52元，平均每份订单为1.93元。根据易观数据，2020年，我国共产生了171.2亿外卖订单，则名义上消费者为外卖包装共付出330.4亿元。事实上，也存在部分商家因平台抽成压力，有意提高包装费的情况，但这并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由于温宗国团队所估算的数据并未列出全部数据，无法计算全部餐盒价格。故下列计算仅针对段华波团队数据，其中塑料按照650mlPP餐盒计算，纸盒和纸类按照一半5号牛皮纸餐盒，一半700ml纸浆模塑餐盒计算，金属按照680ml铝箔餐盒计算。
塑料： 650ml餐盒PP餐盒，重23g，则2020年外卖行业共使用251亿个650ml外卖餐盒，在某购物平台上，不同品种650ml的餐盒的价格从76元300个到92元300个不等。我们按照每个餐盒0.3元计算，则2020年外卖行业塑料餐盒的成本为75.3亿元。
纸和纸类：在某购物平台，100个5号牛皮纸餐盒价格为43元，一个重30g；700ml的纸浆模塑餐盒的价格为31元50个，重量为300个约为8千克，以每个27g计算；则2020年外卖行业共使用46.5亿个牛皮纸餐盒，51.7亿个纸浆模塑餐盒，成本为52.1亿元。
筷子：在某购物平台上，2000双带牛皮纸包装的筷子重17.3千克，售价为278元。按照每双筷子6g计算，则2020年外卖行业共使用133亿双筷子，成本为18.5亿元。
铝箔餐盒：在某购物平台上，价格为0.59元一个，重约10g，则2020年外卖餐饮中，共使用10亿个铝箔餐盒，成本为5.9亿元。
通过上述测算，2020年外卖行业包装成本约为151.8亿元，与测算的消费者所付出的餐盒费约有180亿的盈利空间。这意味着，消费者可能为外卖包装付出了高于公允价值的成本。
3）外卖垃圾处理成本不应转嫁给消费者税负
业内认为，解决塑料问题，最佳的途径是减量。而从这个原则出发，外卖行业依靠包装能获得近百亿的盈利，或许是外卖包装越来越多的原因之一。
2008年，禁塑令通过提高包装袋的使用成本，减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从而达到垃圾减量的效果。但外卖行业的特殊之处在于，一份外卖必须要使用餐盒、包装来保护食物，提高成本无法调节消费者的购买欲望，所以应该反过来降低商家过度包装的欲望。
“餐饮企业和外卖平台实际上正靠售卖餐具赚差价，这是不合理的，反而鼓励多用餐具”，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袁剑瑜这样向YOUNG财经解释，“外卖平台催生了更多外卖需求，产生更多的外卖垃圾，平台应当要承担责任起社会责任”。
袁剑瑜此前曾在《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发表《外卖塑料餐盒的环境资源法律规制——从限塑令到餐盒费》，提出应采用庇古税来限制外卖餐盒的使用。
“庇古税是经济学理论中的一个概念，本质是采用税收的方法矫正负外部性。环保税符合庇古税的性质和特点，可以看作是一种典型的庇古税，”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财经大学政府预算研究中心主任王雍君这样对YOUNG财经解释庇古税的含义。
庇古税应用到外卖餐盒，意味着餐盒费应当包含一部分处理成本。
“我们支付的餐盒费的价格实际上是超过餐盒费本身的社会公允价值的，我认为应该对这超出的部分要征一部分的税”，袁剑瑜这样向YOUNG财经解释她的观点。
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丁岩林副教授同意这种思路，他将之与我们所交的自来水费做对比。“我们现在污水处理费，就是从水费里收的。自来水费用中，其中有一部分是固定的污水处理费，这个由物业或者是自来水公司代收，代收之后上交国家”。
对外卖包装征收庇古税，实际上就是征收一种环保税。但外卖并不在环保税的征收范围，“我国目前的环境保护税规定，直接向环境排放应税污染物的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经营者，为环保税的纳税人，消费者是外卖餐盒的购买方，其用餐后向环境排放废弃餐盒，但不是环保税规定的纳税人，不需纳税”，王雍君这样向YOUNG财经解释。
与此同时，业内认为，由于排放者众多，执法难度大，且对于塑料餐盒焚烧、填埋所造成的污染，难以确定侵权主体，举证难度大，导致现有法律难以约束外卖垃圾的弃置。
但外卖平台作为互联网企业，有着解决上述难题的优势。袁剑瑜对YOUNG财经表示，由平台来整合上下游最合适，“只有平台来归集是最好的，他们有数据统计，而且从每一单里面收钱，效率也很高”。
外卖垃圾属于生活垃圾的一种。丁岩林对YOUNG财经解释了生活垃圾与外卖垃圾的不同，生活垃圾并没有普遍采用“谁污染谁负担”的原则，因为监督管理体系的制度建设的成本或许远高于治理费用。生活垃圾的处理，采用的是共同负担原则，也就是通过国家出资，政府出资的方式，通过税收，通过财政来进行治理。
但对于外卖垃圾，“如果制度成本不高，可以做到污染者负担”，丁岩林也向YOUNG财经解释了外卖垃圾“谁污染谁负担”实现的可能性，“如果对每一份外卖征收一定的费用，用于垃圾的治理，相对来说更容易一些”。
袁剑瑜与丁岩林都向YOUNG财经指出，庇古税的收取，最终会转嫁至消费者。但目前消费者面对的问题却是，外卖消费者一方面通过共同负担为外卖的处理付费，另一方面又通过高出公允价值的方式间接付出社会成本。
“（高出公允价值）这部分差额应该包括了一部分消费者使用餐盒排污而产生的社会不利后果，不应该最后再转嫁给消费者税负了”，袁剑瑜对此这样评价。
一位餐饮从业者对YOUNG财经介绍，外卖平台按照订单总价抽成，其中也包括了包装费，这意味着消费者因餐盒排污所支付的数十亿处理费，却成为了外卖平台与商家的盈利。
尽管外卖垃圾越来越多，但并非不可控制，我们首先要走出思想误区、排除一些错误选项。
1）可降解材料是解决方案吗？
在某采购平台上，YOUNG财经搜索生产环保餐盒厂家共有647个结果。这些生产厂家供应的餐盒除常见的PP塑料外，也有“环保铝箔餐盒”、“可降解麦秸秆甘蔗浆餐盒”、“纸浆餐盒”以及标着“源自自然回归自然”的“玉米淀粉降解餐盒”。
YOUNG财经以餐饮业主的身份向数位不同材质的餐盒生产商咨询，一位涿州的生产商告诉YOUNG财经，他们主要向大型连锁餐饮品牌供应PP塑料餐盒，这些餐厅的体量在连锁数量60家以上。
“像最近比较火的那个麻辣烫牌子，他们就是用PP塑料餐盒”。在被问及是否有可回收、降解的餐盒时，负责人说那些餐盒都不能降解，包括玉米淀粉餐盒，“很多玉米淀粉餐盒说是能降解其实也不达标，它里头含有一般的塑料成分”。
山东的一家可降解包装盒的生产商告诉YOUNG财经，他们主做玉米淀粉餐盒，“所有的玉米淀粉餐盒都含有PP胶，否则没法成型”，但是她表示其产品符合降解标准。
在这些餐盒厂商中，还有不少做铝箔类餐盒的厂家，昆山的一位生产商对YOUNG财经说，铝箔餐盒这两年肉眼可见地在增长。在这些成交客户和咨询客户中，从最开始北京、珠三角、长三角这些沿海发达城市，一直到现在内陆大中型城市的餐饮企业都开始采购和咨询铝箔包装盒，比如武汉、郑州等地。
“一方面是餐饮品牌高端化要求，像一些做招牌菜、私房菜，高端菜品的餐厅都会选这种。一方面是国家限塑令”，这些铝箔在环境中可以降解但周期较长，该厂负责人说“不等降解就被收走了，铝算是贵金属可以循环再用的”。铝箔餐盒的成本高，相同规格的铝箔餐盒成本大约是PP注塑餐盒的3倍左右。
“可降解餐具”是许多人心中以为的外卖垃圾优质解决方案，两大外卖平台亦做了相关尝试，不过这种想法或许进入了一种误区。“垃圾造成的危害重点在于规模，在总量，不在于材料，可降解会给人一种误解，让人觉得他这个行为是可以接受的”。毛达对YOUNG财经如是表示，他认为消费者和平台并没有树立正确的环保观念，这或许会造成一种类似于反弹效应的现象，消费者因购买可降解材料，导致点外卖的频率增加，从而产生更多的外卖垃圾。
毛达对可降解材料的消极看法，来源于外卖垃圾巨大的总量，处理以百万吨计的垃圾，无论在哪个环节都是一个难题。
可降解材料替代方案难以实施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中国对可持续材料的处理并不完善。
"可降解材料是特殊的，要达到减碳减污的效果，可持续材料的生命周期必须闭环，需要有特殊的收集渠道和处置设施，目前我国几乎没有城市有这样的条件，回收人员无法区分可降解材料，无法有效分类，很多地方也没有专门的处理设施，最终处理方法仍然是焚烧和填埋。"摆脱塑缚也认为可降解塑料仍存在较多争议，“根本原因是目前可降解塑料要发挥其“可降解”的特性存在较多挑战，如需要将废弃的可降解塑料分类送往能实现堆肥处置的设施中，才能实现完全降解，这在国内垃圾处置设施还很难实现。而如果不能发挥利用其“可降解性”，则其与一般的不可降解塑料在环保上难分高下”。
可持续垃圾的降解，对于外部环境条件非常苛刻，需要在一定的温度，一定的湿度，一定的填埋深度，用特定的微生物帮助分解。而这本身也带来了处理的难度。
江南大学食品工程学院副教授缪铭对YOUNG财经表示，单单去讲可降解，意义也不是很大。“我认为这不太适合我们的国情，一方面，我们国内的土地比较复杂，很难有这么多土地可以堆肥。另一方面，我国不同区域，东部跟西部，南方跟北方，环境差别巨大，这导致可能在一些地方，可降解材料根本不能降解，比如说在新疆，那边很干燥，土里面没有水分，没有微生物存在，那可降解材料也不能降解。”
周雅也对YOUNG财经表示，可降解不应该成为最终的解决办法，“可降解材料可能是一种过渡的策略，但也不是说我们全部放在一个篮子里，我觉得应该可以在多个点上都允许他们去探索”。这个观点与摆脱塑缚一致，“要解决广量的外卖包装废弃物仍需采取多元的措施”。
除技术，商业层面的可行性也是一个问题。在生产环节，可降解材料如PLA（聚乳酸）的价格，是PP的十倍有余，且PLA、TPS（热塑性淀粉）等可降解材料的总产量无法满足外卖行业的需求，2019年全球PLA的产量仅为25.5万吨。在回收层面，相比于不可降解的塑料，可降解塑料本身几乎没有商业价值。
2）外卖包装废弃物的多元解决措施
在YOUNG财经与多位专家的交流中发现，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简称为EPR制度）被多次提起。研究者们认为对于外卖平台而言，承担外卖垃圾处理责任的理论根据应该是EPR制度。
EPR制度指生产者应承担的责任，不仅在产品的生产过程之中且要延伸到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特别是废弃后的回收和处置。
刘建国很早就公开提倡外卖行业采用EPR制度，他对YOUNG财经表示，商家与外卖平台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不管是平台还是餐饮的企业，不能只在这个当中赚了钱，然后把这种废物的成本处理都外部化，就成了全社会来帮你买单，说白了还是政府来买单，这样其实是不合理的”。
对于如何解决外卖垃圾，建立完善的回收系统是重中之重，但这个过程仍需要很多探索。
“回收体系的建立需要该回收物的回收价值（经济价值）得以显现出来，产业链的上下游需要打通。前端需要做好垃圾分类的工作，增加进入到回收链条当中的餐盒数量。同时需要优化清洗工艺以降低该过程成本，探索更优、更多的再生路径，以满足更多的下游生产原料需求，提升回收价值。”摆脱塑缚相关负责人这样对YOUNG财经解释。
■ 印度外卖平台Dabbas 在伦敦小范围尝试使用可回收金属餐盒，这个灵感来源于孟加拉国传统的送外卖方式，这个盒子当地人称为Dabba. 图片来源/dabbadrop
在外卖平台之外，一些有趣的尝试正在进行，一些理念也在不断完善。周雅团队正在逐渐推广循环餐具体系，与商家合作，并在高校设立餐具回收点，目前已有60多所高校使用循环餐具。
■ 奥北环保公司设立的可回收物自助投放点
成都奥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是专做垃圾回收的环保公司，北京分公司项目经理张琳向YOUNG财经介绍，通过设立自助投放点引导居民参与可回收垃圾分类投递，塑料餐盒也属于可回收物品，会被划分为硬质塑料回收。用户端将餐盒清洗、把餐盒装进奥北回收袋、把装满的回收袋送到自助投放点，奥北公司会到自助投放点收运满袋、满袋在分拣厂进行称重和返现、餐盒等塑料垃圾一起销售给后端处理企业。缪铭的团队正尝试将茶渣、甘蔗渣制成纸袋、盖子，也在尝试通过微发泡等方式使材料轻量化，从而达到垃圾减量的效果。
摆脱塑缚的负责人说，外卖包装废弃物相关的问题较为棘手，仍需外卖平台加强与政府相关职能部门配合，与各利益相关方合作，引领广大商家做出行动改变，共同解决。
我们是时候该行动起来了。
